1971年9月12日，是个平静的星期天。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，就是被卷进“九·一三”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，第二天就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。当然更没有想到，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。
那么，1971年9月12日，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？
黄永胜理了发
9月12日，星期天，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，然后由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，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，接着就是看4个月大的孙子。这时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饭后午睡，起床看文件。
9月12日下午，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，黄吴李邱并不知道。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。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，一般上午睡觉，中午起来吃早饭，下午3点开会或办公，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饭，开会到夜里两三点，然后回去睡觉。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。
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，那一天比较平静，直到晚上快8点，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。
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，首长在里面开会，他在外面大厅坐着，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，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，但没有加密。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。12点以后，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，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。夜里一两点，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，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。
邱家有家宴
9月12日，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，邱家十分热闹。按老百姓的说法，婴儿出生第10天要好好庆祝一番，但大家都忙，就挪到了星期天。
邱会作不在，那一段他心情不好。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，之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。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6本书，但心里老是忐忑不安，不知命运如何。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，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，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（后来没见成）。
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，几个人都没和吴法宪通气，怕他再捅娄子。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钟，邱会作回来了，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，就送客人走。工作到半夜，他心里烦，多喝了几口酒，就睡了。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。刚睡着没多久，凌晨3点左右，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，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，说有个重要的会。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，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。
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，听说周总理、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，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，会不会是“庐山”又发作了?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。几个小时前，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祝贺邱家有了孙女，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，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。看来，不会有什么麻烦事……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？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，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。他小声问李作鹏，知道什么事吗？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，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，所以李作鹏猜到一点情况，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。邱会作想，北戴河?林彪？能出什么事呢？4点，周恩来宣布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?接着提高嗓门说，林彪跑了，他坐飞机跑了!
对于“这一夜”，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“干净”，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，唯独邱会作对“这一夜”一无所知。
李作鹏忙着种“自留地”
9月12日这一天，李作鹏在忙着种“自留地”。
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，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，各自回去种“自留地”。所谓“自留地”，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。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，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。
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“种”了一天的“自留地”，很累。接周恩来电话时，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。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、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，核对后，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。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，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，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。后来审理“两案”时，李作鹏坚持不是他一人让起飞的。
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，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，因为吃了双倍的药，睡得比较踏实，但一听说开会，他马上清醒了：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占用过后半夜，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?
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。确实，李作鹏在法庭更硬，认为是他的错都认，不是他的问题，他死也不认账。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，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，三叉戟是强行起飞。李作鹏不服气：如果林彪要起飞，我拦得住吗?
吴法宪吓得魂飞魄散
9月12日，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。在黄吴李邱四人中，他最知情，也吓得最厉害。
9月11日晚上，周恩来召集会议，吴法宪参加了。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，这已经是9月12日了。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，打了一阵乒乓球。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，快要开三中全会了，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。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，黄永胜、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，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，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。
中午起床后，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、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。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，要马上动笔，而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。陈绥圻找出前两次的检讨材料，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。而吴法宪按周恩来的指示，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，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。
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。9月12日晚8点，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、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。约定的谈话结束后，还有一些时间，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6个指导员谈话，解决派性问题。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，红机子（保密电话）响了，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“事件”开始了。